各级法院也有很多经过甄别纠正后宣告民营企业当事人无罪的案例，对于积极释放加大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的信号，具有典型的引领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不断实现国际法治内容和路径变革，在国际社会确立良法和推行善治，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想变为现实。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在共同的发展战略与合作框架指引下，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对既有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体系学习借鉴基础上，改革被实践所验证的不合理、不符合现实情况的规则，以平等对话、合作共赢、民主协商为基础构建新规则，循序渐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赖于国际法治的推进和保障。除了贸易规则的创新外，还包括投资规则、金融战略、能源合作、交通运输与海外利益保护等制度的多维度解构与重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法律制度诞生于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之下，随着时代变迁，或经久不衰，或不合时宜。
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例如，中华文化蕴含的和同等理念可以通过原则、规则形式在国际法中实现具体化、规范化。对于第一层次的法律而言，由于其法律位阶较高，无论是新区还是周边地区，都应当严格遵守。
但实践中，国家级新区的行政管理和区域治理体制机制尚存在权责配置不够明晰、考核标准不尽合理、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从而制约了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充分发挥。【中文关键词】 国家级新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的国家级新区管委会成为执行创新战略的先行者，需要更好地发挥其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引擎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新区本身蕴含的深厚法治动能。中共十九大报告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上，对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新的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指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6}，确立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然而，目前中国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发挥受到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的掣肘，有必要对症下药，及时解决。作为国家级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发挥需要进一步在坚持统筹协调、决策高效、强化监督原则的基础上，从职能整合、权责配置、考核标准、人才服务及外部协同等方面入手，整合优化行政职能，建立以责任清单为核心的工作机制、以开放多元为特色的考核机制、专门人才服务示范机制，同时积极探索新区内外联动协调机制。
在审查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完善各方面监督制度，确保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在国家级新区法治建设实践中，不尽合理的各种考核标准往往会阻碍新区推改革、调结构、促法治的积极性。这些情况的存在，客观上要求国家级新区在改革推进中建立良好的外部协作机制，以协调不同的新区、开发区之间经验交流和资源互通工作，打破目前各新区单兵作战、各自为阵的状态。
下文首先分析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生成机理，进而指出当前制约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发挥的体制机制因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相关领域的实践并深化有关问题的研究。具体而言，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这一使命来源有两个类别：第一类是依托已有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先行先试权，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摘要】 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建设如火如荼和区域法治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国家级新区所蕴含的法治动能，应成为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坚实保障，并构成区域法治发展的关键枢纽。在功能层面，通过产业技术互补，与周边区域间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
部分国家级新区由于管委会权责配置不够明晰，导致新区行政权力运行不够高效。以江苏省为例，截至目前，除了国家级新区南京江北新区外，江苏省还有26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为数众多层级更低的开发区、园区等，分属不同地市和区域。
(三)外部协调机制尚未健全 国家级新区蕴含着推动区域法治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法治动能。其次，建立以责任清单为核心的工作机制。
与此同时，对于涉及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法理基础也应当加以认真梳理，进而为深化改革提供厚重的学理支撑，避免改革脱离法治的轨道。国家级新区的法治先行先试，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方向的各行其是，而是在中央授权和法治原则基础上的各显神通。权力清单通常以责任清单的形式出现，明确了各政府部门必须承担哪些责任、必须做哪些事情，即划清了各个部门的职责边界。权力清单制度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背景下，为建立行政权力制约体系、规范权力运行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通过制度化、清单式的权力公开形式，将行政权力及其运作流程置于多元治理主体的监督之下，从而达到明晰行政权力边界、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目的{14}。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设立国家级新区以来，新区的设立、开发和建设均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在此过程中，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和强调。
江苏省教育厅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题研究项目以十九大精神引领南京江北新区法治政府建设顶层设计研究(2017ZDTXM010)。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将新区打造成为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平台、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示范区，进一步提升新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战略地位。
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并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大命题。
尽管不同的国家级新区在功能定位上不尽相同{4}，且各个新区管理体制和功能区的设置对于自身的发展亦存在重要的影响{5}35，但在国家级新区承担的重大改革发展战略任务中，法治动能的充分挖掘和发挥，构成引领新区各项建设、推动区域法治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坚实保障，成为国家级新区创新发展的共同着力方向。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基金项目(16QNPY04) 作者简介：尹培培(1990—)，女，河南漯河人，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从事行政法学研究。
以统筹协调原则为指导加强公共事务运转平台建设，推动新区各项决策流程一体化建设。但在以招商引资数量、金额作为核心指标的考核机制下，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招商引资数额作为考核新区管委会业绩的主要指标。最后，探索以内外联动为抓手的协调机制。新华社九论党的十九大精神[J].老区建设，2017，(21):89. {7}公丕祥.当代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动力机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J].江苏社会科学，2018，(4). {8}吴昊天，杨郑鑫.从国家级新区战略看国家战略空间演进[J].城市发展研究，2015，(3):1. {9}公丕祥.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区域法治发展[J].法学，2015，(1). {10}张文显.变革时代区域法治发展的基本共识[G]//法制现代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8. {11}潘国林.论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绩效考核制度的构建[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2):158. {12}杜明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虹吸效应分析[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8. {13}徐勇.国家级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验及对江北新区的启示[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5，(3):109-110. {14}罗峰，徐共强.基层治理法治化视野下的权力清单制度——基于上海市两个街道的实证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59. 【期刊名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国家级新区 。
作为承担重大战略任务的国家级新区，新区法治建设应当大胆探索的重点方向、率先突破的薄弱环节、精准施政的紧迫需求和力求卓越的可能空间，均指向应充分发挥其法治动能这一关键立足点{3}。从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充分发掘也应成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换言之，国家级新区在中央明确授权之下，不断以法治先行先试的创新行动，落实引领区域法治发展的建设目标，最终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大局。
建立新区责任清单工作机制的本质是转变管理方式，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竞争力的必经路径。【注释】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11847)。
由于地理位置、政策条件以及历史基础不同，不同区域资源的获取参差不齐，各国家级新区和省内各经济开发区，以及国家级新区之间在综合实力、改革创新进度上存在差异，由此决定了不同的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在制度建设、创新层次和改革步骤上应当有所不同。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一些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及长江经济带，更是打破了省级行政边界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整合特征，使之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发挥其创新先导等带动作用{1}28。区域法治发展 一、国家级新区建设亟待培育法治新动能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国家级新区作为制度创新的增长极，也会通过制度的外溢影响到周边区域，从而引领周边区域的制度变迁{1}30，以此带动区域法治的整体协同发展，破解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难题。
概言之，国家级新区要从既有的单纯的经济建设任务中适当超脱，转而自觉肩负和充分发掘自身所具有的深厚法治动能，让法治成为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新区法治政府建设、区域法治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国家级新区因其较高的集聚水平，对区域发展的带动效应也更加显著。
各类举措都应当以决策高效这一原则为指导。全面落实行政裁量基准制度、行政决定争议协调机制，探索建立协同管理、精简高效、权责统一的新区管理模式。
在大部制改革方面，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为实现经济功能区和行政区的职能整合和协同配合，一方面强化了经济管理服务机构的设置，另一方面以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特点为导向，整合工商、质检等管理机构，为功能区提供一站式服务{13}。明确新区职能部门的权力边界，一方面能够有效杜绝多头管理造成的混乱、扯皮和低效率，另一方面对于新区提高行政效率、释放经济活力具有推动作用，从而在管理制度层面为新区法治动能的发挥扫清障碍。
